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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2022年，中文播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蓬勃生长，平台涌入大量的播客创作者，播客的内容生态也愈发多元化。但爆发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疑问：如何制作一档好的播客节目？播客节目的核心是内容还是人？

　　带着对当下播客行业和播客内容制作的疑问，深度训练营邀请到了JustPod首席运营官杨一作为本次播客节目的嘉宾，正如过去一年里他做的最多的事情那样，在本期节目里，杨一向我们展示了JustPod作为一个播客内容厂牌的专业性，以及他们在音频内容制作方面的经验与探索。

　　和杨一的对话让我们意识到，JustPod在做的事情远不止于顺应播客商业化和专业化的潮流，更是在探索中文播客的更多可能性。

　　（注：本期节目录制时间为2022年5月28日，请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时效性问题。虽然这些内容可能仍具有价值和启发性，但某些观点和信息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JustPod 其实一直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个人创作者没法做的那些音频，能够帮助整个中国的播客跟音频文化的发展，但是又不是个人可以做的那些事情。如果我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去做一个个人节目的话，其实理论上我根本就不需要成立这家公司。

　　我一直的理念是，播客它的核心的载体、它内容的单位不是人，是节目。只是有的节目是以人为标签，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很主要。

　　把播客当成一个符号，去过分地强调它的圈层感，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媒介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说电视是属于某一类人看的东西？

　　播客它提供的是强信息密度的东西，它刚好可以帮助你分散手中无聊的事情的注意力，所以它变得比音乐更适合在这个场景里去达到这个场景的目的。这个是相对的，前面那种是绝对的东西，别的媒介从来没进去过，现在播客打开了。这个场景以前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播客可能相对于别的媒介更合适。

　　当播客这个东西越来越因为它的这种一些标签被更多人接受之后，在那个时候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姿势，让自己去社群化，变成媒介，走向它真正该应该有的定义。

　　播客是一种生活方式，播客是一场运动，播客是一种非常酷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它能跟这个东西绑上，因为它还很年轻，它还很小，它要被更多的人认知。或者我们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词就是能够出圈的话，它当然是需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完全的媒介化。

　　我可以先开一个话题，这段时间我有跟一些老外交流，我对我的身份问题确实挺困惑的。我从来没把自己当自媒体人过，也没把自己当成媒体人，因为国内现在对于媒体的定义是非常狭隘的。你可以认为在公开报道当中，能自称媒体人的基本上只能是持牌媒体的记者。不管你自己有没有考到编辑记者证，但至少你这个机构是有新闻采编权的。但问题是，我也没从来没把自己当自媒体人。因为我是跟老外交流，所以他就会问你，你是不是个 influencer ？influencer 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其实可以对应好几个词，比如网红，自媒体也算。我后来在想，我虽然有播客节目，但是我的播客节目其实不是我的，节目是公司的。如果有一天离开这家公司，节目还可以存在，只是它不是我主持了。

　　过去一年（2021年）《去现场》还没有更新，我基本上都是在公司里做管理者的角色，可能偏幕后一点，好像又跟大家惯常认为的 influencer 一定要站在前台，有很多粉丝的状态不太一样。我唯一能跟别人达成共识的是：我是一个播客音频制作人。但是制作人身份就像工厂里的技工，比如技术工人从一级往上爬，变成十级技工，就是一条职业上升很清晰的路径。我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可以更多地被业界的同行或者听众肯定。这是比较专业的路径，但这个没有什么普适性，比如我跟你讲，我是一名音频制作人，如果你不是音频圈子里的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水平有多高多低。但 influencer 这件事是谁都能看明白的，就是你有多少粉丝。你有多少粉丝就有多少影响力，这个事很直观。

　　我如果跟别人说我是创业者，又变成另一个问题了。各行各业都有创业者，我做一个内容公司，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怎么定义我这个角色，因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 influencer 去看。我基本上不怎么更新微博，从我的认知当中节目也不是我的，它跟我们理解的自媒体就不太一样。因为你们这个系列的访谈的名字叫自媒体人访谈系列。我就忽然想到这个事，觉得还挺有意思。

　　在一开始定义我们自媒体人系列的时候，在群里真的争论了很久。有时候写论文会有文献综述概念，也会去探索到底什么算自媒体，但是本身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定义自媒体还是要回归到media 和communication 这两个词。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更合适，因为做内容的传播，包括这个载体，它是和传统的电视广播它是区分开的。还有从机构的角度去区别，机构的角度它是和有采访许可的和区分开的，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自媒体这个宽泛的概念。

　　我觉得国内主要是因为有没有持牌的问题，把这个事弄得特别复杂。因为像 JustPod 这种公司，理论上如果你在美国，它就是个媒体，只不过这个媒体是媒体。媒体也有大有小，比如纽约时报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媒体。所谓的自媒体，就是个体户，没有机构，没有团队，也没有 MCN ，这就是influencer，所以它比较好理解。国内现在比较尴尬的事情是我们这种内容公司，它不算媒体，但它又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它又不完全是一个人，我作为组织当中的一员，会陷入身份认同的问题。美国尼尔森有一篇报告，里面的 influencer 定义是，你的follower只要达到 1000 及以上就属于influencer 。

　　首先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最近一年（2021年）在做公司的幕后，那我们先谈一谈公司的架构吧，我还没有太理解JustPod的公司机制。

　　我觉得对标媒体还是蛮好理解的。比如《新闻调查》，柴静走了，换了另外一个人，节目还是《新闻调查》；美国的《今夜秀》，换了一个主持人，还是《今夜秀》。我们公司里面打造的内容产品，我们并不把它完全定义成个人表达，它还是有一套标准在的。换句话，如果一个音频内容，一个人都可以做，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它可能不是 JustPod 一个公司需要去做的事。因为问题在于现在的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了，工具非常多，个人创作的门槛也很低，你以一己之力去实现一定的影响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JustPod 这家公司一开始的概念，并不是要做 MCN，因为 MCN 是把各种各样的个体创作者，通过集约化的，比如培训或者是管理，或者是商业化的机制，有点像经纪公司一样，去使得大家聚集起来。因为人如果是散开的，能量就是散的；我把你聚在一起，它就能够实现规模化。

　　但是 JustPod 一直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个体创作者没法做的那些音频，能够帮助整个中国的播客跟音频文化的发展，但是又不是个人可以做的那些事情。如果我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去做一个节目，其实理论上我根本就不需要成立这家公司，我就跟程衍樑每周末去录一期节目，节目就可以一直做下来了。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家公司，它的目的肯定不是去做一堆个人号。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针对去现场这个节目来说，我认为这个节目当年的定位，它不是杨一的个人秀，而是一个以媒体为话题的播客节目。所以这个节目理论上我不在也可以做，只要有另外一个对媒体很了解的人，都可以来胜任这个角色。

　　您也说到了一个完整的播客节目可能需要运营、编辑，就是音频的制作的团队协作，它是有大概有编辑、剪辑、主持人，还有商务和运营，他们大概是需要做哪类的工作？

　　我们可能不是按照节目的逻辑去组织这个事。我们现在整个公司的架构里，最核心的内容团队，它分为前中后三块，最前面的是编辑，我们现在请的编辑都是以前在GQ、界面，拥有商业、财经、或者特稿写作的经验，而且从业经历不短，少则3 年，多则5-7 年。他需要有大量的内容经验，有内容审美，由他们来定选题，包括我们的一些品牌播客项目策划也由他们来做，这样是比较快的，而且决策出来的东西质量也有保证。接下来的环节是制作人，更多的是偏执行，比如具体的撰稿，资料研究，项目管理，这些由制作人来做。再往下一个环节就是后期制作。我们的后期制作其实是个很稳定的团队，这个团队会参与所有的原创节目、品牌播客，有点像中央厨房的状态。前面的制作人跟编辑，其实从所谓的团队架构来讲是两层，但是后期基本上是一个中央厨房，大家是共用的。

　　商务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因为钱从这来。商务现在有商务拓展，有BD，有account，有客户经理，有专门做类似于电商的，会有一些分工，还有就是行政，行政就是财务、法务。财务跟每个公司差不太多，法务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也需要去摸索播客公司里面会涉及到的法务、法律问题。比如你跟被访者之间需不需要签一个授权书，我们的法务其实现在就会去研究这个。因为一个公司规模做大了之后，它就有很多这种合规的要求，这块其实属于我们的法务会去研究方面，包括他们之前关于音乐版权跟我们的制作团队做了很多沟通，怎么去规范音乐的使用。我们现在是一家公司，就需要把这些都规范化。但是问题是这也不是从别的地方能抄来的，我们得自己去研究。

　　它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一家持牌的内容机构，它的区别在于你的体量。持牌的机构体量通常大，而且通常都是国资背景，所以它有一整套自己的公司文化，它不需要人去创造。但如果按照你们的定义，自媒体公司、内容公司，每一家公司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不管公司人多也好，人少也好，怎么把这群人给聚拢起来？可能不是传统媒体里的那一套，比如职称、职级、薪资待遇这种类型的东西把他绑定在这。传统媒体里还有一个是荣誉，像中国新闻奖。它有很多方法去把这群人聚拢起来，而且这是公共资源。但作为内容公司就有另外一套，每个公司都得有自己的一套员工认可的东西。工资当然是一方面，但是这也是一个问题，小公司也不可能高薪聘请，所以总要有一套东西是能够把这些人拽在一起，大家能够凝聚起来做事情的。那我觉得兴趣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你是自己想做这个事情，然后你来做。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初创团队或者小规模的企业还挺重要的。

　　首先对于内容的判断，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要是一个有想法做内容的地方，训练出来的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当这件事情再去跟一个所谓人才培养的维度去发生交叉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事特别有意思。国内的媒体有一套体系去培养人，它能把一个人从各方面塑造成一个职业媒体人的状态。比如媒体本身的这套行政加三审的这种体制，编辑跟记者之间的关系，编辑带着你做选题，从最基础的执行开始做，它是会有一套东西让你慢慢积累出经验来的。虽然你感觉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有些东西被打破得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套东西在媒体里还是在的。

　　当你跳脱出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经过这一套磨练出来的人的能力确实厉害。当然也有塑造失败的，但是成功的人你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对这块的认知没什么太大的偏差。另外你会发现那套体系塑造的，对于尤其是刚入行的人，能够帮助你去快速地理解里面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用。还有我觉得圈子资源也算，因为我原来在媒体里做，所以你跟圈子里的很多人会有一些交集。因为我还没有离开泛内容的行业，所以这些还是能用得上的。包括我在第一财经的时候，有采访很多行业，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这些在我现在的工作当中也还能用得上。

　　公司的组成部分，它分别对做成一档好节目分别起到哪些作用？还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促成比个人节目更好的专业性呢？

　　一个团队做的事情我觉得分两层。如果是针对刚才讲的对于一个节目本身的好处，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公司去创造一个节目，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我在看 NPR 出版的《播客入门指南》发现，因为大家都在做音频内容，再加上我们都在以一个机构化的，或者说团队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化运作，而不是以个人创作者的形态。所以你会发现里面想问题的思路，包括很多细节的东西，基本上都非常雷同。你刚才说到对节目会带来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去策划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不会说，诶，你有没有空，来做一档播客吧，我们再根据你的情况去设计，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我们现在发掘一个播客是通过一套非常理性的节目研发思路。比如我们每半年会做一次市场用户调研，平常我们的运营的同事会不断地去看各个平台的用户反馈，我们自己也会通过别的方式。不一定是把眼光局限在播客的受众群体里，可能是媒体的趋势，或者是大的受众心态的变化，比如上海 2 个月的长时间封控，有可能会对人的行为带来的变化，我们从很度去看，这些输入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会去判断市场需要什么节目，不是说我感觉听众好像好这口，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它是个比较宏观的一个需要。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内容领域，直到今天为止，中文播客还没有人触及过。比如体育、运动，在中文播客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触及。大多数中文播客的议题都放在文化上。如果我们在中文世界里没有看到一档体育节目，它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运动文化不太好，还是喜欢运动的人不听播客，还是缺乏优质的内容创作者，或者是团队，导致内容没有办法持续输出？我们会去判断这件事情。最后我们可能会推导出，到底要不要做一档这个节目。我举一个落地的例子。当年我们帮中信大方做《跳岛 FM》 的时候，其实就类似于这样策划方式。我们当时就跟中信大方的人说，中文播客里缺乏一档文学播客，但他们对这个观点是质疑的，他们会觉得没有这个节目，难道不是因为文学太小众了？但我们其实觉得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中文播客里大多数节目都是文化类节目，包括《忽左忽右》里谈到文学议题的节目的播放量，并不会因为它谈文学而出现陡然的下降，而且反馈都不错。比如我们早年请索马里来谈费兰特，这些选题我们都做过。并没有觉得文学的选题就特别招人烦，或者是特别曲高和寡。

　　但问题是为什么中文播客里一直没有一档文学播客？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来做。你做一个文学垂类的播客的节目，其实你需要有大量的跟这个圈层相关的资源，比如作家、评论者、文学记者，包括文学的研究者。你需要大量的人力储备，嘉宾的储备，才有可能去做这个节目。如果你只是个人表达的节目，你就很难去支撑一档，一周一更大概一年 40 期的节目，而且是非常稳定地关注文学这个圈层跟话题的播客。所以我们就跟中信大方讲你可以来做这个事，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不是需求端的缺乏，而是供给侧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中文播客的听众讨厌文学播客。个人主播做不出这个东西来，他没办法去维持一档这种水平的文学节目，他可以像《文化有限》这样三人固定地去谈读书。当然不是说我只聊文学，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一档文学播客，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文学是节目最核心的词，我们再去设计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话题。

　　这方面是比较明显的。播客打开了一个以往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场景跟时间，都是在那种多线程工作状态中的消费场景。我们调研里面最多的几个：通勤、家务、健身、睡前、起床后，这是比较标准的几个场景。我们的一对一调研里面有很多女性化妆的时间，每天早上都有这么 30 分钟在那，但是你也不能做别的事。但现在我给了你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选择：你可以来听播客。这对她来说，她觉得没浪费时间，可能还在当中得到了点什么东西，不管是信息知识的层面，还是情绪娱乐的层面。

　　从场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播客的优势可能有几种：第一种是它可以挖掘出很多渗透力非常强，视觉媒介无法渗透的场景。最典型的就是女生化妆的时间。那个时间你是不能刷手机、不能刷抖音的时间。在这个时段里她很难进行内容消费，而有了播客之后她可以进行内容消费了，这就是属于播客比较独创性的时间跟场景。还有一种就是在相对的场景当中，可能更具有优势。比如家务劳动，也是从我们的用户调研里得到的故事，你也可以认为开家务的时候可以开个智能音箱，就听一下午音乐来扫地或者是刷碗。但是本质上它需要的内容不是音乐，因为音乐本身是伴随性非常强的听觉内容，它没法让你分散注意力。但播客它提供的是强信息密度的东西，它刚好可以帮助你分散手中无聊的事情的注意力，所以它比音乐更适合达到这个场景的目的。这个场景以前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播客可能相对于别的媒介更合适，这个我觉得是属于它在场景上的一些特点。这两个完了之后才是所谓跟别的媒介这种硬碰硬的时间竞争。比如说通勤，你也可以刷抖音，你也可以刷小说，你也可以看公众号，你也可以听播客，选择是很多，但这个场景带来的是大家硬碰硬的竞争。但是前面那几种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场景讨论，可以分好几层来看。

　　本质上我不太喜欢互动，我会觉得一个东西发出去就结束了。我没有特别觉得好像我需要跟你有互动。比如我拿美国的播客来讲，美国这么多大流量的播客，比如《The Daily》这种全世界有几个亿播放量的节目，它有什么社群吗？它有什么互动吗？可能有，但它其实是单向的，听的人自己跑到 Twitter 上发个东西，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之类的，它也不是一个有效互动。纽约时报团队是不会根据用户的反馈来做节目的。它有一套自己的议程设置的标准，那是它做内容的核心。互动可能是帮助它完成议程设置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我觉得讨论走到深水区的话，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是一个 publisher 还是一个 influencer ？这是两个身份。虽然你们做的东西都在播客这个渠道里被别人听到，但你们的身份是不同的。publisher 和 influencer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对 publisher 来说，互动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强。中国现在很难讲，但是美国的趋势是很明显的。美国的播客市场是一个 publisher 主导的市场，而且 influencer 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份额会越来越低，到最终一定就是 publisher 发行商主导的，这事情很简单，你就去看一下美国 Top 50 的播客排名，看他们后面的出品方是谁。基本上都是大的新闻媒体、播客公司、播客网络、广播机构。已经没有完全纯个人还能跻身前 50 的，所以这个媒介最终是 publisher 主导的。

　　我有时候去跟广告投放的客户去接触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困惑。因为播客现在在外界的眼中，主播的形象太强了，很容易跟抖音网红、小红书上的网红，b 站的up 主放在一个篮子里去看这个事。但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是：播客是它的核心的载体，它里面内容的单位不是人，是节目。只是有的节目是以人为标签，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很主要，比如《鲁豫有约》，鲁豫这个人在这档节目当中扮演的角色更突出一点，所以鲁豫如果不做，就没有鲁豫有约这个节目了。但这只是众多电视节目当中的其中几个，大部分的节目其实换一个主持人，换一个班底，都还是可以做的。播客的本质，它的单位不是人，是节目。现在你认为是人，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个跟早年美国的播客发展是一样的。《Serial》 出来之前，播客的典型场景也是一群人在客厅里或者车库里围着一个话筒录节目。但到了《Serial》 以后的时代，更多的还是节目，而且从媒介产业化的角度来发展，肯定节目的效率是更高的。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产业化，还是要回到节目上来说，它是更容易的。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是另一套逻辑。

　　当时我们小组作业展示去讲播客，老师提出了他不太认可我们的选题，因为他认为收听播客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精英向的取向。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在中国目前有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它的划分方法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比如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人都高度集中在一线城市，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的听众是占份额最高的，而且几乎可以认为它就集中在北上广深杭五个城市。但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它的阶层，至少以我们所得到的数据，不管调研或者是单个的用户反馈来说，你会发现它的分布是广的，比如可能二三四五线城市都有，但这些人可能都是属于这些县的城市当中，比较精英的群体。比如可能他的职业身份是公务员、教师，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人可能不住在北上广深，但是他的职业身份可能是上述的这些。至少在中国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明显的。你要说它的原因，我会觉得跟现在中文播客所提供的内容有关系。我始终不认为一个媒介的内容是由受众去塑造的。我觉得是媒介提供了什么，才能够找到你要的那群受众。但是因为内卷的发生，受众有可能会推动你更向那个方向去靠。尤其是现在也有算法，它可以把这个东西量化出来，它是有可能不断地把一个媒介里的最多产量的内容去往浓度最高的那群受众的趣味去靠的。但是像早期阶段，其实还是你本身的供给去决定你的受众是谁。

　　我会觉得一家内容公司在这样的产业当中，能够发挥的积极的作用是：它相对于个人创作者，更有动力去扩大市场。相对于个人创作者，也许我也更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所说的能力是效率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对于个人创作者来说，就算他搞定了一个节目的想法，但他去执行，他去制作，去发行，还有一堆别的东西需要去准备。但对我来讲，在我的公司里，这都是现成的。我的剪辑团队一直在，我的运营团队一直在。所以我如果启动一个项目，肯定相对于一个人从 0 开始做是容易很多的。我能够更多做的事情就是，去试探这个市场别的地方，一个公司在里面能做的就是稍微把这个局面破一破。

　　但归根结底，我一贯的立场是：播客的市场规模大也好，小也好，跟受众的关系不大，因为受众是结果。跟平台的关系有一点，但也不大。所谓的公司，本质上只是做一个产品，它的产品依托的核心是什么？产品依托的核心是内容，但他们是不生产内容的，所以他们会不会背负一些责任？也可能有，比如功能开发上，或者产品做得好不好用，或者产品本身的市场宣发、营销做得好不好，但是我都觉得它的比例占得很小。真正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你的内容供给。所谓的市场大小，最终还是供给侧的问题。你有没有真的做到大众都能够接受的内容。我说大众都能够接受是：整个内容的调性、质感、信息量、趣味上大众能接受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明显现在在播客里面没有，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又变成播客现在在中国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大众化。这是个矛盾体。

　　在中文播客中，蓝海市场其实很大，但是您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媒介载体的这种情况，会是长期的吗？

　　现在从体感上来看，肯定还是小众的。即使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用户可能在 2021 年底大概有 8000 万。这个数据跟 14 亿中国人口比起来，还是一个很微不足道，不足 10% 的比例。跟抖音、 b 站去比，它的比例是很低的。但这种可感的小众就更明显了。比如我们自己估计中文播客的有效听众，我说的有效听众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听的东西是播客，他所有的消费行为也都符合平均水平。我说的平均水平不是他花了多长时间来听播客，而是我觉得他整体的消费行为。比如他作为一个播客用户，基本掌握播客里面搜索发现的技能，慢慢培养自己喜欢的收听的节目，或者是在其中找到自己想得到的，能达到这样一个平均值的人，我估计在中国可能最多就 2000 万。当然这个数字完全是估出来的，我们只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模型去测算它。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以我们感受到的，再加上我们自己掌握的后台数据等等，推测大概可能是这个规模，所以它肯定客观上肯定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媒介。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视频的东西，尤其是现在这种短视频冲击力这么强的时候。视频的东西是非常碎片的。比如一条单体时长在 5- 7 分钟的视频，在这些偏中短视频中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内容是碎片的。比如由大量的片段性的语言去拼凑出来一个东西，它中间可以结合镜头语言和声音语言在一起去做。当然你从编导的角度来说，他的工作是把这些碎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但从跨媒介的角度去对比，我就会感觉它相对于音频来讲是一个极其碎片的东西。比如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是一个讲黄梅戏，类似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它一上来的镜头语言是什么？第一个镜头，一个卡式录音机，然后一盘磁带放进去。第二个镜头是一个特写，这个声音就是戏曲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它中间会有一个室内的戏台，左半边是那种红色的传统戏台，一个穿着戏服的男人，右边就是一个偏现代场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两个人去对话。当中有很多的镜头语言都是这种，设计感非常强。但其实它相对于音频来讲很碎片，你拍一个卡式机，把一个磁带推进去，它其实只是给你营造了一个氛围，而没有传递实际的信息。可是音频的逻辑完全不一样。音频的逻辑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紧凑的结构，你要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叙事线，而且这个是最大的核心。所以我觉得它跟视频最大的差别就是它需要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从第一秒开始就要一直贯穿到节目的最后一秒，中间不能有任何零散的东西，它必须所有东西都得严格围在这。换一个角度是什么？这个话题可以很大，讨论的可以很多，但是如果离这条线太远的，那些枝枝蔓蔓的都要砍，一定得是一条逻辑严密，一环扣一环，推着节目一直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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